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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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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
国 内
脸书是一个国家吗?——Facebookistan与社交媒体的国家化想象
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_建构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事实核查方法探析
从反映真实到象征架构:网络环境的信息可信度评估
从一次新闻反转看新闻业的危与机——以瑞典警察殴打中国人事件为例
国 外
超越懒人行动主义的分享：社交媒体上的亲社会分享行为对后续离线帮助行为的影响（Shedding light on the dark social: The connective rol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in social media communities）
社交媒体不是现实生活：将免责声明类型标签附加到理想化社交媒体图像上对女性身体形象和情绪的影响（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life: The effect of attaching disclaimer-type labels to idealized social media images on women’s body image and mood）
在线远程见证和直播活动：两种传播方式在激活网络公众方面的新兴差异（Online distant witnessing and live-streaming activism: Emerging differences in the activation of networked publics）
整理| 陈想非
编辑| 珲哥
国内
一、脸书是一个国家吗?——Facebookistan与社交媒体的国家化想象
2018年以来,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事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该文发现,既有学术文献与媒体评论关于社交媒体治理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国家–社交媒体企业这个隐含的二元划分之上的,且仅将其视为一个平台或传播工具,这个框架虽然适用于分析其他工业时代跨国公司的权力结构与外部关系,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想象力,无法准确把握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国家能力"的脸书公司的本质。
该文从"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一词入手,尝试引入西方学界关于社交媒体国家化的分析视角,探讨脸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个国家,其内部运作机制是什么及其与现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1.什么是脸书斯坦？stan是一个来自波斯语的后缀，最初的意思是……聚集的地方（place of）、国家（nation）、土地（land），常用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2012年，美国学者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non）在《网络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自由的全球斗争》（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脸书斯坦一词，将脸书公司与一个国家进行比较。
不少后续研究支持这一看法：从经济规模上讲，脸书公司已经富可敌国，并足以和许多国家相抗衡了。从人口规模而言，脸书用户数字已破 20亿大关。从待遇等级来看，许多国家甚至任命了高级外交代表，直接与脸书这样的私营公司打交道。这些现象都超越了国家-企业的二分框架，一个国家在面对强大的互联网公司时可能已无绝对优势来扮演监管者和治理者的角色了，国家和互联网公司的关系甚至演变为某种竞争性和合作性并存的外交关系。
作为一家大型跨国科技公司，脸书似乎表现出了远不止赚钱的企业目标和格局，扎克伯格主观上甚至已经开始挑战传统国家。在《构建全球共同体》一文中，扎克伯格认为后国家的人类联结模式就是社交媒体，而脸书就是这种社会基础设施。其勃勃雄心和线性进化的观念使得脸书与传统国家的关系可能走向竞争与替代。不管这种新的实体被称作全球共同体还是全球国家，至少它已经是主流公司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了。
2.如何来理解脸书公司这样的政治实体？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将其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进行比较。对千百万印度人来说，它（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当下，脸书公司对人类活动的渗透范围实际上已经超越历史上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脸书公司的高管们同时扮演着立法者、法官、陪审团和警察的角色。他们在网络空间中行使着一种私人主权。对于脸书来说，民主这种治理方式根本不现实，因为它需要对股东负责，而非用户。
3.脸书斯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批判学派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众多学者围绕信息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劳工、用户生成内容和剥削等概念展开分析，揭示互联网巨头实际上是通过将用户劳工化，以隐秘的方式夺取后者生产的内容和数据来进行资本积累和增殖的游戏。也因此，从生产关系来看，社交媒体帝国与用户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隐私保护等技术和伦理问题，而是根本性的股东与用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所有者一方面完全可能从传统国家手中隐秘地夺取宏观调控和统一计划的大权，控制交易和生产渠道；另一方面，将看不见的手转变成黑箱算法中看不见的手 或仅对自己可见的手，架空市场主体的自由，操纵其经济行为，瓦解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成为全球性数据计划经济的主导者。在这一背景下，称脸书公司为一个国家，甚至已经大大低估了其野心和能力。
4.社交媒体国家论的否定意见及相关回应。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脸书无法与国家类比。（1）脸书并没有一定的人口，因为用户并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一小团互相认识的人们集合而成，非好友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尽管脸书在促进陌生人成为好友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研究显示用户平均拥有好友只有245人。（2）脸书也没有特定的领土，它的物理形式是LED屏幕，而不是土地。但社交媒体国家论的支持者对此并不赞同。他们认为：
关于人口问题，历史上，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本身就是由大众文化和印刷媒介等孕育出来的，基于的是横向联系而非纵向联系（如对国王的敬仰）。但横向联系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报纸读者都需要互相认识。既然在过去，报纸和图书能够孕育出新的社会和政治单元，那么如今，最新的交流方式也可能实现上述过程——新的政治实体也很有可能经由技术的演进而产生，这是任何工业时代跨国公司所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们生产的有形产品无法提供生成社区所需的文化力量，即社交媒体连接一切的能力。尽管它的未来并不一定是国家，但也不能否认它不会成为新的国家。这些例子也说明拥有有效统治的政府的实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一定是一个传统民族国家，虚拟国家正在崛起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真正国家。
关于领土问题，物理领土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了，个体的忠诚（loyalties）和政府可以通过空灵的链接（ethereal links）创造出来，地理认同感可能会消失，未来因为人们有可能基于兴趣而非对于地理的忠诚来创造新的跨国共同体，这一点在扎克伯格关于全球共同体的宣言中已经表露无遗。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治认同的构建形成了新的挑战。从个人意义层面来思考作为国家的脸书，或许有助于理解这种精神与心理状态，如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所说，国家是一种精神动因（spiritual principle），脸书创造的共同体是强烈的情感性的和精神性的，标志着一套不同的私人联合，尽管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认同和民族情绪，它究竟是什么，有待进一步讨论。
※ 徐偲骕 姚建华. 脸书是一个国家吗?——Facebookistan与社交媒体的国家化想象[J]. 新闻记者,2018(11)
二、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建构
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认同的建构与维系。在现代社会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理解、对他者的定义和判断、对意义与价值的共享和解读，都将深刻影响到社会共同体的共识基础。
而网络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现代认同面临重构。
该文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以虚拟技术、流动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网状社会。在这个人和人无时无刻不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过去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正在遭遇去本质和去中心化的技术悖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身份认同层面。
首先，网络社会中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具有自反性，不再稳固。一方面，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不仅赋予了网络社会中的现代人以多重主体身份，而且导致人们可以打破原有社会规范的限制，不必通过符合既有社会规范的方式来不断建构和实现线上虚拟的自我主体。。另一方面，网络社会中虚拟群体的主体建构并不是固化的，而是具有流动性，由此也带来虚拟群体的主体性不断 被再造和重新定义，正是这种自反性的主体建构，使得网络社会中的虚拟群体形成 为一个不断再标签化的解构抗衡建构的过程。例如，随着青年亚文化的崛起，屌丝的群体身份认同又在大众层面从最初的戏谵污名变为平凡、微小、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代名词。在这种充满自我解构式的社会互动中，虚拟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更加游离，而不再像传统生活世界中那样稳固。
其次，网络社会中，他者的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和加剧。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不仅是自我的主体建构，还是一个在不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正确理解和对待他者和他者的世界的过程。但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不能清晰的界定网络世界中的自我身份，他者的敌友身份也不再泾渭分明。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隐匿在虚拟传播技术之下，非友即敌的斗争思维常出现在冲突化的他者身份的制造过程中，上一秒的朋友随时可能由于趣缘、迷群的分化而变为敌人，这种表面的一 致性更多是情感的短暂共鸣，而非富有持久性的意义经验认同。将他者视为非友即敌的现象，说明在身份认同中具有 稳定性、团结性的社会共识正在被不断消解。
最后，在主体身份的消解和他者冲突加剧这一互动过程中，意义的共享与价值判断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文本建构过程中，形成了与以往社会认同颇为不同的一套符号体系，网络流行语与表情包即是例证。在表情包的拟仿、复制、盗版和传播过程 中，作为意义共享的文本和语境遭受双重解构。因此，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意义共享和价值判断充满了流动的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了身份认同的多样和随机。
2.国家认同层面。
国家认同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公民对于国体、政体的认知和认同，表现了在一 个社会中，政治共同体构建的可能。由于网络社会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和网络社会成员多重身份的转变，从今日世界各地的政治实践来看，网络社会已经在影响现代人的国家认同。
一方面，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构这类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认同样态，使虚拟空间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由聚合式的中心辐射走向圈层化的离散。例如，在帝吧出征FB这一场看似热闹的集体行动中，传统的国家权威性反而被网民用段子、表情包和刷屏洗版的戏谑行为所解构了。权威性消 逝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与集体的互动仪式表演。
另一方面，公共事件的公共性通常会被彼此离散的网民通过情绪化的网络动员建构为 一种弱者的武器，从而形成一种私民的网络狂欢。网民的行为规范并未真正遵从公民社会中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3.民族认同层面。
民族认同集中体现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对 同一性的追求，这种同一性表现在对本民族的归属和认同，以及对外族的合作或抵抗。
一方面，网络社会的社会关系不仅脱离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同时也超越了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这种超越脱域机制的技术逻辑使现代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赖以维系的象征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被解构。大众媒介建构的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系统不再具有 共同想象的社会心理基础，过去为专家和精英所垄断的话语系统也不复存在。这种去中介化的直接连接，使人们不再需要大众媒介建构的崇高而又美好 的想象。新技术所带来的转瞬即逝的时间逼促感，要求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必须 时刻求新求异，以适应这种高度压缩的网络时空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趣缘成为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契机和形式，民族主义成为这些趣缘小组发起对异己性的他者的 攻击武器。这种 对民族主义的滥用，恰恰消解了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使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成为 网民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合法掩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话题，被制造为他者的对立和冲 突。在消费这种冲突性民族主义话题的过程中，网民彼此间的信任体系被进一步打 破，凝聚性的认同力量在减弱，而离散性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加强。
因此，互联网技术绝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它还内嵌了个人社会化和群体分化的技术逻辑，它将进一步改变人们认知自我和他者世界的意义和经验。理解新的技术逻辑，才能积极地引导网络社会中的现代认同，建构共识性的社会基础与良性的网络社会秩序。该文认为，有三大基础性的社会体系需要适应新的技术逻辑加以重建修复：
1.对话和信任体系
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虚拟身份的过程中，他者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者化的冲突使网络空间缺乏对话机制，进而导致了网络社会中信任体系的颠覆。在缺乏对话和信任体系的环境中，主体很容易在虚拟空间中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网络暴民。主体根据趣缘化的认同结成不同社群，当与其他社群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理 性对话、寻找共识，而是采取诸如爆吧网络围观这样的网络暴力形式解决问题。因此，要改变这种党同伐异的思维和意识，必须重建网络空间中的 对话和信任体系。
2.互惠和合作体系
虽然互联网建构了大量不同的群体，但这些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式往往是以强化自我的群体认同和利己主义居多。因此，在未来的网络社会发展中，一种健康的网络社群主义(Cyber Communitarianism )更值得提倡和发扬。
3.公共和权威体系。
相比较于大众传播时代，互联网使每个人获得自我代言和发声的机会，但也伴随着产生了对公共性的消解和传统社会单元权威性的稀释。因此，网络社会亟需重建新的公 共和权威体系，建构一种适应网络社会结构和技术逻辑的社会契约关系，使网络使用者自觉的意识到网络公民身份的行为要求和准则，为团结凝聚的民族、国家认同创造基石。
※ 吴志远. 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建构[J]. 国际新闻界,2018(11)
三、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事实核查方法探析
事实核查是新闻生产的重要一环。社交媒体时代具有海量信息 秒传播以及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的特点。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使得事实核查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何开展事实核查及呈现事实核查结果,是目前事实核查机构深入探索的问题。
该文指出，事实核查的游戏化、即时在线核查、群体智慧和人工算法是事实核查中的四种重要方法，并分别对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1.事实核查的游戏化
事实核查的游戏化指以等级元素和虚拟形象等形式呈现核查结果。例如，在2016 年的总统大选中， 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专栏核查了希拉里的 49 条言论和特朗普的 92 条言论，并以游戏化的虚拟形象元素， 给出了二人的匹诺曹指数: 希拉里2．2个匹诺曹， 特朗普3．4个匹诺曹。匹诺曹指数运用匹诺曹这一游戏虚拟形象的生动 直观 鲜活 幽默的特点， 表达政治家们相关言论的真实性， 将对政治家们的政治形象的写实与匹诺曹游戏形象的神似勾连起来， 而匹诺曹夸张的形象造型， 如长长的鼻子 尖尖的帽子 不成比例的身材，都会使受众在会意一笑之后， 对事实的核查结果有更深刻的印象
表：匹诺曹指数的虚拟形象呈现
图：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专栏有关希拉里和特朗普言论的核查
然而对于事实核查的游戏化，也有质疑之声，批评者认为， 并非所有的言论都能划分出等级，很多言论更适合于被逐字逐句地核查辨别， 若强行进行等级划分，会导致很多人为的主观的因素，
2.在线即时核查
在线即时核查是事实核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相比对信息的事后辟谣，在不实信息出现的一刹那，就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荒谬之处，能有效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扩散 当前，在线即时核查的发展存在以下两个瓶颈: 一是技术，二是核查内容数据库的建立。
3.事实核查的群体智慧
事实核查的群体智慧指核查机构通过建立主动邀请和推荐制、设置用户参与板块等,吸引用户参与。例如，Factcheck网站为吸纳群体智慧，加强与用户互动，设置了Ask Factcheck专栏，鼓励用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提问 为提高效率，提问时希望用户能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如提供信息源或相关链接。
4.事实核查的人工算法
事实核查的人工算法,集智能算法与专业编辑优势于一体,在智能算法抓取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后,由记者进一步核实信息。该文认为，过去，媒体的黄金时间是指受众翘首以待地坐在广播 电视机前或等待新一天报纸到来的时刻 现在，黄金时间则指具有影响力的事实在社交媒体上以病毒式方式传播之时 过去， 传统媒体和记者们拥有权威，现在， 其权威性被真实性取代， 信息的 核实者 和 鉴别者 的身份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运用这种方法，记者们就能勇于迎接社交媒体时代黄金时间的挑战， 日益习惯透明 风险与合作的工作方法。
※ 申金霞.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事实核查方法探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1)
四、从反映真实到象征架构:网络环境的信息可信度评估
但数字环境中媒介渠道信息和信源的界线日渐模糊，上述三分法引发了难解的争议
该文通过借鉴戈夫曼脉络下的框架理论，旨在修正现有可信度研究中的反映论假设及研究对内容媒介和信源的三分法，厘清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中特定信源符号与社交媒体符号环境整体间复杂的交互规律，并根据框架与其所属文化积淀的内在关联就媒介使用行为对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影响方式提出更符合网络条件的理论解释。
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技术独特的中介化过程产生了特定的网络化交流实践和网络空间文化，源于网络文化积淀的符号结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框架影响了人们对特定可信度线索及线上交往活动的意义生产，而这种意义的生产转而改变了特定可信度线索对信息可信度评判可能产生的效果。换句话说，媒介使用是通过改变人与技术生成的文化符号环境之间的熟悉度，来影响其对可信度的评判的。信息的可信度随其所处象征结构不同而变化。相比基于媒介粘性或媒介参与度的解释，作者认为媒介使用和符号环境熟间的关联更为直接，也牵扯更少干扰因素。
该文拓展了框架理论的应用范围。框架理论的视角修正了现有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中对传播内容、媒介和信源的三分法,突出了作为技术文化环境的象征结构如何塑造信源符号对可信度评估的效果,并依据象征结构与文化积淀的关联为媒介使用变量对信息可信度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更具理论性的解释。作者认为，在数字网络越来越深入全面地融入日常交往的技术条件下，媒介框架研究的视野需从单纯的内容框架回复到Goffman描述的交往场景概念，
※ 潘霁. 从反映真实到象征架构:网络环境的信息可信度评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18(11)
五、从一次新闻反转看新闻业的危与机——以瑞典警察殴打中国人事件为例
研究发现，除环球网外，跟帖量前15名的文章中，推送主体有一半多为自媒体。这些自媒体虽然不具备专业媒体的新闻采集能力和资源优势，但却凭借着多样化的观察角度和丰富的内容对新闻进行了多面性的建构。文章指出，像SWE北欧范这样对于国外风土人情有切身体验的经验人士恰恰能为公众提供相关信息。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在新的传播生态中，自媒体比专业媒体在推送文章时有更大的宽松度和自由度，作者的特殊身份和专业知识，往往能够赋予报道更开阔的视野、更加个性化的角度、更独特的专业色彩。再加上语言风格和表现方式的贴合性，文章常常拥有更高关注度。
文章认为，一方面，要承认当下新闻业所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传统新闻业与非传统新闻媒体的此消彼长，似乎正削弱传统新闻业和专业记者存续的根基；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利益格局，更加需要健康发展的新闻业。相较于自媒体而言，专业媒体拥有更多的新闻资源和报道优势，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勇于担当，不断改革，以开放的胸怀与公众平等对话，将会在新的传播生态中走向复兴。
※ 蔡雯 杜华敏. 从一次新闻反转看新闻业的危与机——以瑞典警察殴打中国人事件为例[J].新闻记者,2018(11)
国外
一、超越懒人行动主义的分享：交媒体上的亲社会分享行为对后续离线帮助行为的影响
Sharing beyond Slacktivism: the effect of socially observable prosocial media sharing on subsequent offline helping behavior
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这个新词形象地概括了社交网络时代，人们在网上热衷于关注、转发和分享热点议题和网上倡议，却不能真正带来社会变革的现象。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在线社交活动形式，懒汉行动主义被认为会导致相关线下参与的减少——尽管转发者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青年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理论模型是否适用于社交网站上的青少年媒体共享。
该研究使用一种新颖的共享模拟范例，来测试公开与匿名共享社交原因视频对随后参与线下帮助行为（也就是亲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一方面，与匿名方式相比，用户在自己的Facebook墙上公开分享某个主题视频的行为，更容易促使该用户产生投身相关的志愿活动。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也会对后续意愿造成影响。如果你是社交媒体的低度使用者，你会更容易被这种分享行为所影响。反之，如果你已经是重度用户，这种影响将被缓和。
※ Daniel S. Lane& Sonya Dal Cin. (2018). Sharing beyond Slacktivism: the effect of socially observable prosocial media sharing on subsequent offline helping behavi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二、社交媒体不是现实生活：将免责声明类标签附加到理想化社交媒体图像上对女性身体形象和情绪的影响
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life: The effect of attaching disclaimer-type labels to idealized social media images on women’s body image and mood
Thin Ideal代表一种审美取向，这种取向认为腰部小，身体脂肪少女性是美的。许多媒体图像会通过技术处理，让其中的人物更符合这种特质。这激起了不少认人士的反对，认为媒体和时尚业界把重点放在纤瘦和理想的女性身形，会损害年轻妇女的心理和自我形象。因此，不少人建议，理想化的媒体图像（idealized social media images）应该带有某种免责声明（disclaimer-type labels），以告知读者这些图像是被数字化增强过的，或者说，这些图片并不代表真实的生活。
那么这种免责声明有效吗？
该研究选取了16名18至25岁的美国女性进行调查，以了解观看带有免责声明的社交媒体图像，是否会影响她们的心理和对自我形象的评价。此外，该研究还试图了解，理想苗条女性审美观的内化或外观比较的心理倾向是否会对免责声明的效果造成削减。
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存在免责声明，观看社交媒体上的理想化女性图像都会对女性的自我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免责声明对女性的情绪也没有影响。免责声明只是影响了观看者对目标图片的看法，使得女性对目标的印象没有那么积极。
综上，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免责声明评或免责标签，可能无法有效减少女性的身体不满（body dissatisfaction）。
※ Jasmine Fardouly, Elise Holland (2018). 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life: The effect of attaching disclaimer-type labels to idealized social media images on women’s body image and mood. New Media & Society.
三、在线远程见证和直播活动：两种传播方式在激活网络公众方面的新兴差异
Online distant witnessing and live-streaming activism: Emerging differences in the activation of networked publics
自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以来，Dakota Access Pipeline项目（达科塔输油管道项目，简称DAPL）引起了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和安全性的关注，并遭到一些群体的反对。其中，通过系统利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ICT），Standing Rock保留地的苏族部落（印第安原住民）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鉴于他们策略性使用在线视频分享，以实现记录和反监控目的的做法，该研究旨在描述在线视频和直播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远程见证，如何触发不同的用户活动模式。
调查结果表明，在线视频和直播可以触发不同形式的连接活动。这些连接活动之间的突出差异，反映出同步和异步形式的在线视频传播，对于用户日常生活方式具有不同影响。
※ Michele Martini . (2018). Online distant witnessing and live-streaming activism: Emerging differences in the activation of networked publics. New Media & Society.
